吴瑞君委员：落实三孩政策，要把提升二孩生育率作为现阶段优先目标

吴瑞君委员认为，提升生育率需要一个过程，要把提升二孩生育率作为现阶段重点目标。澎湃新闻记者 邹佳雯 编辑 孙骏(02:05)
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。如何优化我国现阶段生育政策、应对我国人口的趋势性变化，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。
全国政协委员、上海市政协常委、农工党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主委、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吴瑞君拟提交《关于完善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提案》。
吴瑞君是人口学领域的专家，她告诉澎湃新闻（www.thepaper.cn）记者，生育问题要分“不想生”和“想生不敢生”两类来探讨。“目前，针对生育内驱力不足的‘不想生’等问题，针对性的措施其实非常有限。”吴瑞君坦言，“有的人家一个孩子都不想生，谁会在乎三孩补贴？但补贴和政策体现的是一种导向，是需要的。” 因此她谈到，现阶段生育政策等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解决“想生不敢生”家庭的顾虑上。
提升生育率要重点关注“想生不敢生”群体
“人口的负增长更多的，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，而是体现在少子化和老龄化并重的情况下，它对经济的消费模式、增长方式，包括对我们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百姓的生活质量提升的影响。” 吴瑞君告诉澎湃新闻记者。
吴瑞君解释，生育主导型的人口负增长要分为分母效应和分子效应。从分母效应来讲，出生人口的下降主要是因为育龄妇女的人口数量的减少，很多到了适婚年龄的青年不婚不育。因此她曾提出“三多三少”的现象：“三多”就是晚婚晚育多、不婚不育多、丁克家庭的数量多，“三少”是适婚年龄的人口减少、有效的生育时间减少、25-34岁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人口数量减少。
分子效应就是指很多人不想生，以及想生的人不敢生。“针对生育内驱力不足的‘不想生’等问题，针对性的措施其实非常有限。”吴瑞君坦言，“有的人家一个孩子都不想生，谁会在乎三孩补贴？说到底，不想生的这个人你再怎么激励，短期里可能也很难达到他真正的需求，但是我们说发补贴、出政策需要吗？也是需要的，这体现的是一种导向。”
吴瑞君提出，因此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解决“想生不敢生”家庭的顾虑上。“一些有生育意愿的家庭，可能是因为一些客观因素，比如经济负担、家庭里没有老人带孩子等有顾虑，这要求政府的公共服务均衡化、均等化，包括还要提升优质的教育资源，能够满足或者解决想生不敢生的家庭的顾虑和问题，尤其是要提升他们的养育能力，构建一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。”
从生育的角度，还应确立重点目标等。“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较低，但是提升生育率是需要一个过程的。我们现在在落实三孩政策，但从目前比较有效的、现实的生育目标来讲，我们要把提高二孩生育率作为现阶段的一个优先的重点目标。”吴瑞君说。
2022年8月，国家卫健委等17部门联合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》，将婚嫁、生育、养育、教育一体考虑，切实解决家庭后顾之忧。吴瑞君指出，各地政府积极响应，生育支持政策和措施正在逐步落实和展开，但从实施效果看，相关政策在制定、实施过程中存在顶层设计和整体性、体系性不足，以及家庭和性别视角缺失等问题，婚嫁、生育、养育、教育一体化的政策体系尚未有效形成。
顶层设计和整体性、体系性不足，家庭和性别视角缺失
将问题具体而言，吴瑞君认为，一是顶层设计不足，一些制度性的制约因素尚未有效解决。比如，子女入学仍与户籍挂钩，租售同权尚未有效实现。因购房、落户和子女入学相互关联，即使结婚不买房，但只要生育就必须买房，这无疑加剧了青年育龄家庭尤其是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育养育负担。“这些制度性障碍的有效破除，需要顶层设计，不能仅依靠地方探索。” 吴瑞君说。
二是一体化考量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不够，生育支持政策碎片化的问题较为突出。从纵向的生命周期来看，普婚社会的婚嫁和生育相互关联，需一体考虑。现阶段针对青年群体婚姻推迟和结婚难问题的支持措施非常匮乏；从横向的政策分类来看，目前主要强调“想生不敢生”问题且重在物质激励，而针对生育内驱力不足的“不想生”等问题，针对性的措施非常有限。
三是部分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缺乏家庭和性别视角，存在操作难或支持不力等问题。从家庭视角看，即使配偶缴纳了生育保险，未就业妇女或灵活就业妇女依然无法享受生育津贴。对城镇双职工家庭的隔代照料、生育多孩住房紧张等问题，也缺乏相应的家庭支持措施；从性别视角看，女职工的产假一味延长，存在不利于女性就业与生育平衡发展的问题，男性配偶的陪产假（护理假）和育儿假非常有限且难以有效执行。
现阶段政策着力点主要放在“想生不敢生“的家庭
对此，吴瑞君委员谈到，按照群众多元化的生育需求，应长远结合，婚嫁、生育、养育、教育一体考虑，加强部门协同，现阶段政策着力点主要放在“想生不敢生“的中低收入家庭，为其减负赋能，提振生育水平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。具体对策建议有五点：
第一，同步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底层逻辑。吴瑞君认为，应加强顶层设计，优化与户籍挂钩的入托入学和其他福利制度，逐步将“稳定工作、稳定住所、稳定收入”的外来常住人口子女纳入城镇社区0-3岁普惠托育服务。允许丈夫参保的全职太太或灵活就业女性享受部分生育津贴。此外，鼓励地方政府结合实际探索特色政策措施，及时评估和报告实施情况，总结推广好的案例和经验做法。
第二，一体考虑婚嫁和生育，前置积极性生育支持配套措施。吴瑞君在四个方向上给出建议，如在高校开设《恋爱婚姻家庭》等课程，通过共青团、妇联的组织优势鼓励适婚青年传承发展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化，形成正确的婚姻家庭价值取向；在经济发展新格局中大力促进青年就业，提高其对未来和维持生活方式的信心，促进结婚和生育意愿；在政策支持下发展公益婚介机构，建设婚恋市场，鼓励适龄结婚；保障未婚生育权，但不鼓励不支持未婚生育。
第三，构建家庭友好政策体系，增强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能力。一是，按照递进式差异化的补贴思路，实施生育二孩、三孩津补贴，同时，提高个人所得税教育专项扣税比例和返还强度。二是，适当延长男性配偶的陪产假和育儿假。三是，在配置公租房、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时，适当向有困难的多孩家庭倾斜，给予有住房改善需求的2-3孩家庭一定的贷款利率优惠。四是，按人口新变化及时调整教育资源空间布局，均衡发展优质教育资源，有效落实“双减”政策，减轻家长的教育焦虑。
第四，强化性别视角，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，降低生育机会成本。吴瑞君建议，可制定实施“生育友好型”企业认证制度，在企业年检、项目引进、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激励，营造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。此外，探索实施夫妻共享的育儿假，可强制男性休假不少于育儿假的1/3，减轻女性育儿负担，提高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和最终生育水平。
最后，面对生育内驱力不足的“不想生“人群，吴瑞君提出，建议弘扬中华传统优秀婚育文化，改革福利制度，提高生育内生动力。以清明节祭祖等仪式活动、家庭家风建设、媒体宣传等为载体，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融入新型婚育文化建设之中；加强家庭养老、孝道文化等宣传，突出孩子的情感和文化价值，科学认识生育子女的家庭效用。此外，逐步改革福利制度，激发青年群体的社会责任分担意识，提高生育的内生动力和使命感，缓减“不想生”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