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间 | 一百多年前，一个新学师范生的人生抉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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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为“虎溪山下”第二章。

曾祖父离家后，去省城接受了新式教育，先是在医馆学医。当时正值清末新政，清政府颁布了《钦定学堂章程》①，制订了学校体系以及制度②，在学制上为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。
时任湖南提督学政是江苏人江标，在任期间积极推行教育改革，在其倡导下，谭嗣同、熊希龄、王先谦等人先后创办新式学堂。1902年，湖南巡抚俞廉三又在湖南选了三批学生，一批派送至京师大学堂，一批赴日留学，余下一批留省城师范馆深造。曾祖父是被俞廉三选中的新学师范生之一，算是上了大学。按照“壬寅学制”规定，其对应身份为举人，地方官代之以职绅之礼，免除本人徭役，有一定社会地位。
期间，曾祖父曾回乡探望父亲。高祖父得知儿子是郎中，又被巡抚选为新学师范生，认为是光宗耀祖的大事，大摆筵席，来吃饭的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均不用随礼。曾祖父却不领情，在高祖父高声炫耀儿子如何争气时，忽然起身宣布免除所有佃农以及贫苦村民的债务，让大婆婆交出欠条，当场烧掉，说才不做什么“狗屁少爷”。
高祖父气曾祖父——烧欠条也就算了，反正是给了他的，但不该说自己是“狗屁少爷”。曾祖父却当面指责高祖父，“才四十几岁，就不做事了，成天在家里抽水烟，两个丫鬟服侍，一个点火，一个捶背，好不逍遥。贫苦百姓你看不到，只顾享乐。”高祖父被气得瘫倒在椅子上，一连骂了三天“逆子”，说曾祖父是前世来讨债的。
大婆婆得体，劝曾祖父，欠条要烧就全烧，一碗水端平，不然得罪人，怕万一有灾祸。曾祖父没好气地回道，“贫苦百姓本就辛劳，还背着债务，无力翻身，自然要免除；那些富人，欠钱不还则是品行不端，我连自己的家都抄了，会怕他们？”
在家没待两天，曾祖父就要回学堂，依旧没有与大婆婆同房。曾祖父因在家里大闹一场，是个“逆子”，家里无人敢相送。唯有大婆婆送他至村口，还是道一声“安好”。
旁人笑大婆婆傻，明明手里有钱有田，却非要当守财奴锁着不花，自己卖豆腐，省吃俭用，首饰都舍不得戴，说要给在在外求学的丈夫留着，但凡听说是他要用钱，连夜派人送了去。钱打了水漂不说，关键是人也不回来，女人没个该有的待遇。
高祖父也多次相劝，“我们就当没这个‘逆子'，你就当自己守寡，我把你当女儿再嫁一次，欢欢喜喜地过自己的小日子。他要大闹天宫，自个儿受罪去好了。”
大婆婆不高兴了，“您骂儿子我不管，咒我男人可不行。他闹也好，不听话也罢，从来都不是为了自个儿。您让我再找，就算千挑万选，都不会如意的，也不快活。”多年后，大婆婆跟后辈们提起曾祖父，仍有爱意，“说来出丑，我8岁就喜欢他。”
大婆婆父亲与高祖父是同窗，亦是难兄难弟。俩人曾不知天高地厚，说自己会功成名就，然而多次参加乡试，均双双落第。高祖父幡然醒悟，自己不是读书的料，便跟随长辈在宝庆码头（今湖北武汉汉正街）经商；大婆婆父亲是书呆子，只读四书五经，不懂谋生，靠祖产度日，坐吃山空致使家境贫寒。
大婆婆上面有个兄长，自出生后便体弱多病，时常得抓药治病，但家中连生活都成问题，再添一病患，无力负担。面对儿子羸弱的身体，大婆婆父亲无奈说出“生死有命，不再强求”这种话。高祖父不忍，说父母焉能抛弃子女，便以给儿子找伴读为由，将大婆婆的兄长接回蔡家照料。
大婆婆的兄长与曾祖父性情相投，与他们一道的还有一位叫大妹儿的姑娘，是外地来的孩子，据说父母早逝，因外公外婆在村里，前来投奔。曾祖父家境优渥，但于他而言，从小父亲就在外经商，一年回来次数寥寥，母亲总在怀孕生子。他大部分时间是跟保姆、仆人们一起生活，对几个童年伙伴便是格外珍惜。
曾祖父经常亲自给大婆婆兄长抓药，领着大妹儿姑娘上桌吃饭。姑娘伶俐漂亮，两个男孩都很喜欢，大婆婆的兄长还曾对自家妹妹说，“不知道大妹儿喜欢哪个，若是德秀，我就做德秀的管家；若喜欢我，我就让爹爹把你许给德秀，反正我们死生不离。”
那时大婆婆的脸红扑扑的，“年纪不大，说到嫁人还是会怕羞的。”大婆婆第一次见曾祖父，是在两年后，那年，她的兄长终还是因病去世了，“那天家里乱成一团，爹爹却还在和家里人争执，是用凉席裹着掩埋，还是买口薄皮棺材，全无悲伤之意。”
曾祖父蹲在大婆婆家门口吞声忍泪，“能不能救一下他，花钱就花钱，不用怕……”
大婆婆噙着眼泪给他递去手绢，曾祖父接过手绢给大婆婆擦眼泪，“小妹，钱留不住人，富贵亦要经生离死别之苦。你安心，此后我要学医，若你生病，我来救。”
没多久，大妹儿也得了“痨病”，医官说会传染，没得治，要远离。大妹儿还有气息时，亲戚就将其用麻袋罩住，抬至一座破旧的木屋里，连缝隙都被钉死了。他们怕大妹儿死了，无人收尸，准备了一口薄皮棺材，铺上被褥，让大妹儿直接睡里头。曾祖父知道后，操一把斧头把门砸了，将大妹儿背回家中，放在自己床上。没多久，大妹儿在曾祖父怀里闭了眼。曾祖父在家里悲恸大喊，“我不要你们患病，我不要你们患病无可医治，我不要你们患病致使倾家荡产，我要当一个好医者。”
那几天，曾祖父痛不欲生，在家中掰着手指念叨，不止其好友，他见过很多村里人都是因病致贫，因病致死。
长工老刘，本是富裕家庭出身，因父亲好赌，输光了家产，还欠了大笔债务。老刘只得出来做了长工，因家贫，脸上又有个胎记，40岁之前仍孤身一人。平日里只有在曾祖父需要抱的时候才停下做工，满脸都是疼爱，不是长工对少爷的那种恭敬，而是打心眼儿里的疼惜。曾祖父刚出生那几年，每晚哭个不停，其他人嫌吵，只有老刘是担心，“这么哭，孩子的嗓子怎么受得了。”曾祖父一哭，他就在门外守着，扯着嗓子骂魑魅魍魉，“你们有本事冲我来，远离我家少爷。”后来听到曾祖父嗓子哭嘶哑了，老刘走了几天几夜的山路，只为求人家的“祖传护嗓秘方”。当曾祖父稍大一点，老刘见他整天闷闷不乐，就变着花样给他做各种手工玩意，唱着他自己永远找不着调的歌谣哄曾祖父入睡。曾祖父参加乡试，也是老刘护送。
老刘终于在40岁时还清了债务，在曾祖父的帮助下，娶了个年轻媳妇，如愿生了儿子，然而回家没两年，就病死了。后来老刘的媳妇告诉曾祖父，说老刘就因发现自己身体不好，才要回家来的。
在省城医馆求学那几年，曾祖父每天起早贪黑，看医书，识草药，苦心钻研，尽管两年不到，就能号脉诊断了，出师了还不忘苦心钻研，说学医容不得半点疏忽。他在一本《伤寒杂病论》上写道，“吾历经爱别离苦，孤伶伶一人思念亡人。定当学好医术，不再听声声悲恸之喊叫，不再见死别之凄凉。”落款为“德秀哥”。
学校规定求学期间，学生不得外出谋职。曾祖父不管不顾，经常跑去医馆，给他师父帮忙。有次，得以遇见一位带着翻译、还会说几句湖南话的洋博士，曾祖父主动提及痨病，“正气内虚，痨虫侵肺，贵国医科该如何做到药到病除？”洋博士说他们有“结核杆菌”的说法，涉及细菌学，曾祖父因此对西医也有了兴趣。
1906年，美国雅礼协会在长沙小西门的西牌楼，建立了西医医院——雅礼医院。曾祖父虽是爱国青年，但完全不排斥西医，直夸雅礼医院漂亮雅致，也乐意去雅礼医院瞧西洋景，每次生病，一去好几天，“找洋大夫看病，得先挂号，方能诊治。我有医理不懂，亦挂号求教。医者不能狭隘，更需容人之心，无论东西方，医者意在救人。洋人有洋人的技能，交流医学无妨，去的次数多了，我与洋博士们成为好友。他们也有心胸，西医治不好的病，也求教于我。”1915年，雅礼医院正式更名为湘雅医院，时任湖南省主席谭延闿亲笔题写院名。
当时，曾祖父的在学费用均由官府支付，毕业后取得教员凭照，由政府安排至蒙学讲习所执教。然而，曾祖父宁愿缴还在学时的学费，也要先回乡做医者。
曾祖父回乡，高祖父第一个站出来反对。他膝下六子，其他五子虽多少读了点书，却唯独这位“逆子”能过关斩将，一路读到高等教育，并得以在省城谋职。高祖父刚跟乡村们吹嘘了一番，儿子却回来说要做个“土郎中”，气得他砸了自己最心爱的水烟筒，堵在槽门口，直朝儿子作揖，“我叫你老爷，你回去省城行么？”
大婆婆则笑盈盈地接过曾祖父的行李，劝高祖父，“德秀非池中物，志存高远，您把生意交给他打理，他不接；外面的人留他做官教书，他不受；说明他自有安排的，话说回来，要是德秀能在乡里待上一辈子，那我欢喜啊，求之不得。”
曾祖父却冷言冷语，“小妹，让人打扫几间房出来。我们分开行事，就这么定了。”
大婆婆不恼不怒，“好。”
医馆开起来了，村里却无人前来看病。一来，他并未守在村里，而是经常跑去省城。二者，高祖父生病时，赌气让人抬去外村看郎中，还煞有其事一路念叨，“就是吃了那个‘逆子’的药，越发严重，自个儿老爹都差点治死了，其他人更莫说了。”
曾祖父知道高祖父在外诋毁他，也不生气，只说万一碰上急诊，能救人一命就行。倒是大婆婆替曾祖父着急，便问他，“你在省城医馆看病，最拿手的是什么？”
曾祖父回答，“号脉，针灸，开方，抓药是基本；头痛，伤寒，痨病，正骨都会；疑难杂症也可一试。你卖豆腐时，可以帮我介绍一下情况，但不要劝别人来看病。”
几天后，大婆婆卖豆腐时，遇到一个抱小孩的外村女人，问哪里有好郎中，她的小孩得了怪病，整天没精打采，就知道睡觉。大婆婆便将她领到了曾祖父面前。曾祖父诊断后发现小孩没气了，问女人怎么如此疏忽，连小孩死了都不知道。女人突然变脸，嚎啕道，“郎中治死了我的儿子，我可怜的儿子，活生生被治死了。”
大婆婆自知招惹了小人，指着女人大骂，“做人如此没良心，连郎中都讹。”
曾祖父冷静地问女子，“你是要做什么？”女人紧抱小孩道，“给我一些钱就罢了。”
曾祖父回复，“我非但一块钱都不会给，还要报官。人贪点小便宜，能理解。你心术不正，害不了我，但令其他病人跟着受罪。就因你动了歪脑筋，以后这十里八乡的村民，但凡有个重症，谁敢用药？何况我还没开方子，就算开了方子，你得先抓药煎服。一个母亲，竟携亲子尸体行勒索之事，用心何其歹毒，岂能纵容你？”
见女人不再叫喊，坐在地上眼泪不止，曾祖父问她，“你要钱做甚？”
女人哆嗦承认，“我儿确实死于发烧，男人不在了，家里就我一个女人，薄皮棺材都置办不起。今早眼睁睁看着儿子死了，本想去娘家拿床破凉席给他埋了，路上听到有人说起这位卖豆腐的妹子，都说她男人是个郎中，家里很有钱，才动了歪心思。”
大婆婆气冲冲地要去报官，被曾祖父拦住了，女人磕头说道，“我还有个大儿子，身上长了‘毒瘤’，看了很多郎中都不行，实在没钱了，不能两个儿子都没了啊！”
曾祖父没有给女人钱，当女人问及能否给一床凉席时，曾祖父让她“怎么把小孩尸体抱来的，就怎么抱回去”。而当女人走出槽门时，曾祖父却追了上去，“如你愿意，明天安葬好小孩后，把大儿子带过来，我不收你诊金，抓药的钱也算我的。”
大婆婆不解，“还好今天没开药方，女人没讹到。万一明天给抓了药，哪里说得清？”曾祖父认为女人良心未泯，“就因此女未抓药就使诈，才表明其非处心积虑。我拆穿其伎俩，便不再狡辩，算是迷途知返。我见其流泪不止，定有苦衷。”
曾祖父那时读过王国维翻译的《心理学概论》，自认为，“心理与医科结合甚好，医者须知病患内外之所痛。因而我对中医‘望、闻、问、切’有新想法，心理学很重要。”
第二天，女人果然带着大儿子来了，经曾祖父诊断，其身上长的不是“毒瘤”，算是一个“毒痈”。曾祖父让女人不要紧张，“这个东西喝中药好得慢，我曾在省城跟洋大夫学了一手，用他们的手法好得快，用小刀切开脓疮就是，不过动刀……”女人会意，朝外面一众看热闹的人大声喊道，“一切后果由我承担，与郎中无关。”
曾祖父在蚊帐里切开了病患的脓疮，排脓消毒后进行包扎，所幸安然无事，治好了女人的孩子。大婆婆得知女人无其他谋生手段，便留她在家里做了佣人。
自那以后，来找曾祖父看病的人多了起来，都说他“不但会看病，还会瞧心。”
2020年，我得了抑郁症。姑奶奶90岁了，担心我的病情，还在家看与抑郁症有关的文献。我让她不要劳心，姑奶奶却傲娇道，“不要以为我不懂，早在80年前，我就接触过心理学，爸爸教过我的。除了视力不好，我读文献没有多大问题。”
曾祖父在家做郎中的这一年，是大婆婆最安心快乐的日子，“我从不认为他心硬，对活人悲悯，对死人眷念，答应过的事，就算没人在意了，他一个人也要去做到。”
这一年，曾祖父在家任由高祖父数落，从不反驳，每日行礼问安；还帮着大婆婆磨豆腐，有时跟着一起叫卖，夸大婆婆的豆腐做得好；对待仆人也是温和有礼。
大婆婆知道，“德秀这是要走了，他不是鲁莽的人，绝非‘逆子’，他心里有这个家，去做舍身济世的大事之前，在家守我们一年——以及他两个埋在地下的好友。”
曾祖父果然对大婆婆有话，“若哪天我一去不回，你定要保全自己。哪怕我身首异处，都不要站出来，不必收尸。这个家没真正认过你，万勿死守，以免被牵连。”
大婆婆心平气静，“只是你没有真正认过我，我不怪你。这个家是认我的，任何一个人有事，我都兜着，天塌下来，我去顶，不是高个子，跳起来都要去顶着。”
那时曾祖父已决定回省城参加新军。
曾祖父在省城中医馆学医期间，就与蔡锷多有往来。彼时蔡锷从湖南时务学堂毕业，二人相聚时，讨论的多为家国大事，起初他们只想着要推动政府改革，对清政府还抱有部分幻想。
1900年，唐才常在汉口发动起义，蔡锷从日本回来支持老师。后起义失败，唐才常被杀，首级被悬于湖北汉阳门，18岁的蔡锷幸免于难。蔡锷听到消息后，悲恸不已，由蔡艮寅改名为蔡锷，并在清议报上发表《杂感十首》，其中“前后谭唐殉公义，国民终古哭浏阳③。湖湘人杰销沈未？最谕吾华尚足匡。”祖父后来曾给我翻译过这几句，“简单说来就是——清政府，给我等着，湖湘人不是那么好杀的，走着瞧。”
曾祖父在新学师范学校，学了不少知识，开拓了视野，但学校依旧“总以尊君亲上进德修业为要义”，其中“忠君”和“尊礼”的思想令他十分反感——“大清教育之目的在于奴役百姓，禁锢思想。当权者人少，需将多数人驯成奴才，让人把自己给蠢死。人一蠢，即便亿兆之心，皇帝一人可控之，妄图千秋万代。有志士仁人清醒独立，杀了便是，且只需动动嘴皮子，大批奴才蜂拥而上化身刽子手。”
很多年后，曾祖父也如此告诫后辈，“如林则徐所言——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我愿为国家粉身碎骨，不过清政府不思变革，反而是在裹挟国家，我不效忠一条长鞭子。”
1903年，中俄《交收东三省条约》到期，沙俄拒不履行退兵承诺，反而增兵意图吞并东北，清政府腐败无能，因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拒俄运动，京师大学堂“鸣钟上学”，声讨沙俄侵略。曾祖父的校友兼同乡陈天华，积极响应在张园举行的拒俄大会，并撰写《猛回头》和《警世钟》。曾祖父大受震撼，他之前只是一个反叛青年，现在痛恨清政府腐败卖国，亦有了推翻清政府的想法。
同年四川留日学生邹容发表《革命军》，由章太炎作序，大喊“革命，革命”，具体提出“不得侵人自由，如言论。思想、出版等事；各人权利必要保护。须经人民公许，建设政府，而各假以权，专掌保护人民权利之事；无论何时，政府所为，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，人民即可革命，推倒旧日政府，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……”曾祖父亦对《革命军》极是推崇，其中主张在几十年后，还能随口背给子女听。
不幸的是，邹容因涉“《苏报》案”被捕，1905年因饱受劳役之苦，无力忍受狱卒虐待，在狱中一病不起，年仅20岁。同年，陈天华抵制清政府《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》，并回击日本所言“中国人乃乌合之众”，以死报国，蹈海自尽，年仅30岁。1904年，蔡锷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，次年回乡与曾祖父相聚，谈及邹容的《革命军》，蔡锷亦参与起草，悲痛邹容、陈天华之死。曾祖父与蔡锷想法一致，须舍身革命，以唤醒民众，切不可轻举妄动，得磨练自己，谋求机遇。因而曾祖父继续留校完成学业，蔡锷则任新军教官。
曾祖父毕业后，先回乡行医一年，而后按照之前的计划，改小年龄回省城参加新军，伺机革命。
在曾祖父收拾行囊的那天，磨坊传来一声女人的惨叫，仆人们听出是大婆婆的声音，赶紧去看。屋子里除了大婆婆外，四下无人，她满头大汗，瘫坐在磨盘边，旁边有一块粗大的磨刀石。丫鬟扶起大婆婆，发现她的左手臂肿了，其他仆人当是大婆婆遇见了歹人，提起柴刀去追人，被大婆婆叫住了，“叫德秀来就行。”
见曾祖父赶到，大婆婆低头道，“是我用磨刀石砸了自己的手，你医术好，无妨的。你骂我、打我都行，不要那么快治好我，想要多留你在家几天。我绝无拴住你的意思，就是舍不得，怎么想怎么舍不得，我人蠢嘴笨，做几天你的病人可好？”
曾祖父没有生气，第一次握住大婆婆的手，“看来是断了，你是在责怪我，是该怪我无情无义，但记住，无论任何事，都不值得你伤害自己身子。我多住一月，留下来陪着小妹，治好你，但以后不许你再做这般傻事了，好吗？”
大婆婆反问曾祖父，“你明知此去可能遭遇不测，甚至曝尸街头，为何还要义无反顾地去做你心中的大事？我们没到活不下去的地步，你算爱惜自己身子吗？”
曾祖父回答：“我们读书人，是有志向的，不为当官求财，要将学问交还给苍生。”
曾祖父平时与大婆婆很少说话，那次却事无巨细地讲述着他的求学经历，并希望大婆婆成为“觉醒的女性”。
曾祖父告诉大婆婆，“真正的革命者，心里想的从来不是自己。流血断头，不是不爱惜自己，革命不是说说而已，得不吝自个儿最珍贵的东西，换取天下人的希望。”
大婆婆的手臂痊愈时，曾祖父问她，“手还痛吗？痛得话，我再留两天帮你敷药。”
大婆婆不知该摇头还是点头，只得说，“我好了。你要远行，我送你走，无论你回来是什么样子，能不能再看我一眼，只要有信，我都会在村口接你。”
当天，曾祖父拜别父母，说是公务在身，需离家数年。高祖父不知其所谋之事，依旧怪腔怪调，“家中‘拗相公’竟不上山挖草药，而是要外出践行经世致用。”
曾祖父哑然失笑，说他当时想抱大婆婆，后来写道，“时欲与李氏相拥，然所念，所怜并非爱恋，遂作罢。”
出门时，终是大婆婆主动提出来，“我抱一下你的马背。”
在我10来岁时，祖父就开始教我林觉民的《与妻书》。
那时我在学校还没怎么接触过文言文，最多背几首古诗词，因而学《与妻书》时，苦不堪言，边读边哭。有次终于忍不住跟祖父抱怨，“为什么做你家子孙，要学这么难的东西。”
祖父却未因我的冒犯而恼怒，也承认，“难是难了点，该是高年级的学生读的。”我马上接茬，“那让堂哥堂姐他们来读，我还小。”祖父点头，“你是还小，爷爷怕是没时间了。有些东西不教给你，下去不好跟先人交待。”祖父背起手，泪眼婆娑，“意映卿卿如晤，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！”我不懂，祖父为何如此动情。
于是，祖父走近对我说，“不是所有人都懂他们的，你或许孺子可教，以后多少能懂一些。”随后便不厌其烦地继续给我讲《与妻书》，温和细致，有问必答。
我得知林觉民面貌如玉，家境殷实，留学日本，与娇妻陈意映琴瑟和鸣，如他写的那般，“窗外疏梅筛月影，依稀掩映；吾与并肩携手，低低切切，何事不语？何情不诉？”而当时的我只想着，只要能吃饱饭，有书读，这辈子就别无所求了。
就是这样一个拥有一切的年轻人，却要“为天下人谋永福”，毅然参加广州起义，受伤被俘后拒不投降，从容就义，为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”之一，时年仅24岁。又是为何？
祖父告诉我，“作为后辈，我们或许做不到那般无私，但至少要能理解。他们勇敢却孤独，即便不被理解，仍义无反顾，他们革命并非头脑发热，而是忠于信仰。”
祖父希望我能通过《与妻书》读懂曾祖父，“我们家也有这么一个人，本可继承家业，逍遥富贵一生，却偏毁家纾难，‘要让劳苦百姓将日子往好了过’。族人不理解，就连自己父亲临终前，还在其他儿子面前说起曾祖父就直摇头，说他属实聪慧，却大逆不道。”
当年曾祖父所在的新军，由清政府成立，是清末军事改革的产物。其官兵不同于满清旧军的承袭制度，有招募条件，要求一定的文化水平，对年龄以及身体素质亦有要求，很多官兵接受过新式教育，思想开明，易接受革命思想，而有些本身就是革命党。
曾祖父有他自己的考虑。其少时好友多为贫苦百姓，眼见着他们因病致死、因贫致死，一些仆人的后代虽身强体健，却仍求生艰难，他想改变现状。若改良不被接受，不惜对抗。真到了那天，必定会有流血牺牲。
他不怕死，却不想做无谓的牺牲，一旦上了战场，必须具备一定的军事素养，如此便弃医从戎，“洒出的热血，要浸入人心，涤荡弊政。”
曾祖父之前在家算是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，连研磨搬书都有书童，虽骑马射箭，却从未干过重活，一直文质彬彬。自从军以后，他一改少爷习气。新军刚成立不久，湖南巡抚更信赖巡防营，因而条件有限，实弹紧缺，没有像样的靶场，无从操练。
部分士绅子弟入伍，是为了之后能够飞黄腾达，训练也只是应付；而曾祖父却一直以“成为一名合格的士兵”而用功训练，不打折扣。因在读师范时师范学过地理，他的军事素质亦相当过硬。擅长操法、兵器、测绘、枪械，并在钻研战斗协同、阵地攻防，以及遭遇作战等战术。
此间，蔡锷在广西任广西兵备处总办兼陆军小学总办，有蔡氏族人闻声前往广西，想入广西陆军小学就读，更甚者想求一官半职，均被蔡锷断然拒绝。出人意料的是，蔡锷却主动带话邀请曾祖父去广西谋职。听说是要让其做带军衔的教员，但曾祖父认为，“若为谋职，数年前便可依附清廷，我担心乡人指责松坡厚此薄彼，便婉拒了他的请求。”
曾祖父很清楚自己能力出众，在军队能晋升，他认为，“我若志在功名利禄，被提拔非难事。”但他无所谓升官发财，只想做一名为民请命的军人，自己终会“为革命而血溅沙场”。
就在曾祖父参军期间，长沙爆发了抢米风波，一名叫黄贵荪的挑水工因米价一日上涨数次，导致其一家四口因无米下锅而自杀身亡，从而引发民愤。当时的巡抚衙门非但不能体恤民情，反而派出巡警开枪弹压。清政府强势镇压抢米风潮，曾祖父愤慨之余，又伤心不已，“百姓想购平价米，何错之有？民众若因生计事宜与当局发生冲突，应以调和为主，焉能狠心射杀？”
为此特意带话回去家，若是宝庆发生灾荒，切不可与官员勾结，哄抬物价，“天灾之下，得凭着良心去救一拨苦难之人，我等本该捐赠钱粮，然贪官污吏无操守，中饱私囊，实不可信，家中掌柜，如往常经营定价亦可安民心，助灾民。”
至于抢米风潮，曾祖父也认为那不是天灾所致，而是人祸，当官的太过自我，“国中百姓历来苦难深重，却最是坚忍，为了一口吃的，甘愿承受任何重压。但凡还有一口吃的，他们绝不闹事，偶尔饿肚子，只怨自个儿四体不勤。如此，那些为政者，还要利用天灾欺压饥民。”
至此，曾祖父对清政府彻底寒心，说是“无言可谏，无话可说，如此则已矣”。
1911年10月10日晚，革命终于迎来了曙光，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。10月11日凌晨，革命军攻占总督府。 武昌起义后第3天，湖北革命军派人入湘，与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等人取得联系。10月19日，湖南革命党人表示，要尽快响应湖北。
1911年10月22日，湖南响应辛亥革命，曾祖父作为新军，参与了起义。下午3时左右，起义军占领巡抚衙门，湖南光复，宣布成立“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”，发布《讨满清檄文》，推举焦达峰、陈作新被推举为正副都督。
湖南光复后，湖南军政府大肆封官许愿，都督焦达峰虽有功于革命，但他是会党出身，行事风格仍有江湖习气，不善用人，只要有人跑来都督府说自己有功，他不经核查即当场封官，会党的成员更是因焦达峰而飞扬跋扈、欺行霸市、杀戮不止。
湖南新军之中亦是鱼龙混杂，曾祖父对此等行径相当不满，有人劝他赶紧去拜会都督，“起码要一个连长来当，旅长亦非不可。”曾祖父听了，拿枪指着自己，怒道，“我若踏入都督府半步，便是侮辱革命。”
武昌起义爆发后，革命军占领了武汉三镇，清廷震动。10月12日，清政府派荫昌率北洋新军两镇南下进攻革命军，湖北战事焦灼，紧急向湖南求援，湖南军政府组织援鄂湘军。
曾祖父虽对都督府的一些作为有不满，却因为军人的气节，誓死捍卫革命成果，主动加入援鄂敢死队，于10月28日乘轮渡奔赴湖北，5日后抵达武昌，随即被派往汉阳十里铺防守。
引用：
①《钦定学堂章程》由管学大臣张百熙制订。张百熙，湖南长沙人，曾主持京师大学堂（今北京大学），并创办医学学馆、师范馆等。
②因当年为壬寅年，又称之为“壬寅学制”。
③谭嗣同，唐才常均为浏阳人，被誉为“浏阳二杰”
作者：蔡寞琰
编辑：沈燕妮
题图：李阿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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